胡德夫歌手简介:
胡德夫，1950年11月10日生于台东新港，被誉为“中国台湾民谣之父”。1970年，胡德夫进入中国台湾大学外文系。一进大学，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。
当时，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。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，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。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，重返歌坛，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，需要一个合音的人。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，万沙浪凭《风从哪里来》一夜成名，成名的概念是，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，万沙浪赚3万元。胡德夫回忆说。万沙浪成名后，不继续弹唱，乐队正式解散，胡德夫得再找工作。
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：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，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；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。后来，他得到第三份工作———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。这三份工作加起来，月收入约3000元，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。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，反响不错，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，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。没有人竞争，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———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。来喝咖啡的人很多，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，“洪小乔在整理歌谱，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，张杰在画荷花，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”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，都是学生。
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，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———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。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，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。
“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。”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，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《美丽的稻穗》。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“自己的歌”，得到别人赞扬。
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，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。当时中国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，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：“我到西门町逛街，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。”
1976年，电台DJ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“民谣演唱会”，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之一。偏又凑巧，胡德夫头天晚上跟女朋友一家吃火锅，遇到前来滋事的流氓。胡德夫跟流氓们大打出手，打架的结果是，他的背上被插了根筷子，由于失血过多，从楼上摔下来，牙也掉了、腰也伤了、脸也开花了。虽然性命没有大碍，但第二天是肯定无法上台了。胡德夫惟有求助于李双泽，让他上台代唱。
“那天演唱会开始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在唱西洋音乐，李双泽应该很窝火，他私下埋怨我们是早就知道的。”胡德夫回忆说，轮到李双泽上场，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，没有唱歌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：“我们在菲律宾，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；在西班牙，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；在美国，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。现在，在中国台湾，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，听这些歌。”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，“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？”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，没有人想出什么是“自己的歌”，李双泽就起了《国父纪念歌》的调子———这是中国台湾人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。
第二天，中国台湾大学校园爆发了“唱自己的歌”的大规模讨论，大家开始暗地笔战，乡土论战开始，学生开始自己写歌。这就是中国台湾民歌历史上有名的“可口可乐事件”———中国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。
“绅士淑女、珠光宝气；牛排滋滋作响，刀叉杯盘交错；胡德夫在钢琴后，钢琴随着旋转台转……”李双泽用了很多形容词，来表达自己的痛心疾首———胡德夫居然沦落到安于在中国台湾骄奢淫逸的餐厅卖唱，虽然这个餐厅是全中国台湾最高档的。
1977年是胡德夫一生最富的一段时间。那时，李双泽去了国外，胡德夫也从咖啡厅转战到餐厅。当时高档餐厅的经理月薪是7000新台币，胡德夫一月至少能挣7万新台币。在唱片工业还没形成，现场演出是歌手主要谋生手段的年代，胡德夫得到的待遇算是顶级了。
李双泽回来后，胡德夫没有告诉他自己有多郁闷：“身边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这种郁闷持续到1977年9月10日———李双泽去世。“李双泽在海边救了一个溺水的美国人，美国人救起来了，他却溺水身亡了。”胡德夫认为李双泽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完全是一语成谶：“我从大山来，你从海边来，你为什么在海边醒不过来？”
李双泽死后，胡德夫彻底脱离了流行音乐，抛弃了富足的生活，加入到李双泽的师妹杨祖薥(“关怀中国台湾雏妓”的社会活动中，为被卖到城市当雏妓的原住民女孩募捐。这个杨祖薥(，也是中国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，她是第一个得到官方许可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中国台湾歌手。
1980年代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让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：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，为原住民寻求权益———民谣一半成了运动的目的，一半成了手段。
1984年，民主运动告一段落，中国台湾经济蓬勃，再之后，卡拉OK热潮从日本刮到中国台湾，年轻人有了太多选择，中国台湾民谣到达最低潮。但在胡德夫看来，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：“运动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。”
其实只要他愿意，完全可以到“体制内工作”——当时中国台湾政府为了笼络运动领袖，给他们安排了各种“休闲工作”。分派给胡德夫的，是到县市管原住民登记。“我跟他们说我不去，让那些学这些的人去吧。”骨气并没有给胡德夫带来任何好处，他的脊椎和脑部旧伤复发，得了脊椎炎，脊背上长了严重的骨刺，每走一步都要靠四角拐杖支撑，甚至医生都不敢开刀。
台东以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出名，胡德夫就在家里挖坑泡温泉，在沙地上做伸展运动：“到了第三年，我终于把骨刺都治好了。还记得那年发大水，我把拐杖扔到水里，自己跳到水里，好多人都吓坏了，在岸上喊——‘胡德夫投河自杀了！’水又黑又急，没有人能救我。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！”
“在那样的苦日子里，你根本不想再唱什么了。”恢复劳动能力之后，胡德夫没有心情唱歌，他找到了新的养家方法：卖水。既然台东水质好，胡德夫就把水装桶，一桶一桶运到台中，再一桶一桶搬到客户楼上，收入也还算不错。有时候，在回程经过屏东碰到那里的原住民聚在一起唱民歌，他就会停下来听他们唱。听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他发现屏东山上的水也不错，于是开始就近取水。
多年杂工不能减轻胡德夫给家庭的沉重负担，孩子读小学他都没有办法管：“我记得那天还是中秋节，我把孩子从家里领出来，送到儿童之家。我知道那天之后我就要跟孩子分开了，送完之后，我跪在地上呼天抢地，我跟上苍说，给我一年时间，带我回去唱歌，一年之后我来接孩子。”
两天后，8年没有跟他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打来了电话，让他回去录歌曲。那年是1994年，胡德夫录制了单曲《摇篮曲》。胡德夫的运气很好，当他再次回到民谣的时候，两年后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引发的Enigma事件，让中国台湾原住民音乐被动地“兴盛”起来。
1988年，中国台湾原住民音乐人郭英男受法国文化之家邀请到法国演唱。法国人听了他的歌非常感动，盛情邀请他到录音室把这些歌录制保存下来。不仅法国人喜欢，德国人、美国人也喜欢。1996年，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德国Enigma乐团的《回归纯真》(Return　To　Innocence)作为主题曲。郭英男这才发觉，这首歌的旋律，就是自己1988年在法国录下的《老人饮酒歌》———Enigma乐团撷取了郭英男的原音，填上了歌词，就变成了自己的《回归纯真》。
等到郭英男发现时，距离《回归纯真》首发已经3年，唱片已经卖出上百万张。
“原住民歌很长时间都被娱乐观光化，他们很悲哀。”《匆匆》的制作人熊儒贤说。郭英男对Enigma的诉讼和奥运会的侧面鼓励，让中国台湾原住民音乐开始被全世界范围关注，中国台湾唱片公司也开始觉醒，他们把原住民集合起来，投入资金做“自己土地上的歌”———熊儒贤当时在魔岩唱片公司，负责的就是这件事。
唱片公司的确雄心勃勃，也很有使命感，但好景不长，2001年全世界唱片业遭遇滑坡，中国台湾很多唱片公司纷纷垮掉，“魔岩”再也没有人力物力去发掘原住民音乐了。
“我们都是那个时候被塑性的工作人员，觉得这些原住民歌声不见了就太可惜了。”熊儒贤也没有钱，她的方法是：给阿杜做音乐企划，这边收到阿杜的企划费，那边就拿去补助原住民谣演唱会开销。
以胡德夫为首的原住民歌手坚持到学校唱、到公园唱、到书店门口唱，并且分文不收。他们也要生活，“大部分原住民歌手都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”，养猪、种菜、卖水、打杂工———郭英男的本职依旧是种植槟榔的自耕农。
直到2005年4月15日，55岁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匆匆》，并在台北为此举办了个人演唱会。演唱会的盛况令很多人吃惊：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，台下更汇集了大量蓝绿两营政坛人物。这些几乎不会同场出现的人物，一起用手打着节拍，跟着台上哼唱——30年前，他们远不像今天这么势不两立，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。